AI的快速发展，正让我们重新站在技术变革的十字路口。

近期，源自硅谷裁员的消息，不断在媒体上被广泛解读和传播。根据追踪裁员动态网站Layoffs.fyi的统计，今年已有超过218家科技公司进行裁员，总人数超过11万。在 “硅谷10万大裁员”的叙事渲染下，不仅让科技从业者感受到就业市场的寒意，也在公众层面引发了对AI就业替代的担忧。

从裁员的具体原因来看，各家不尽相同，既有业务过度扩张后的主动收缩，也有经营承压下的财务压力。也有部分企业，在盈利增长下的反常规裁员操作，被视作AI就业替代的重要信号。具体来看，其实AI在本轮裁员中呈现出一体两面的复杂作用。一方面作为催化剂，确实在推动企业进行实质性的组织变革；另一方面AI所带来的巨大投入预期，迫使企业进行的必要战略聚焦和资源重新配置。

虽然此次裁员风波，并非完全由AI引发，但还是透露出一些值得警惕的信号。从个人视角而言，面对重大的技术变革，需要尽快提升适应能力，成为掌握AI技能的先行者；但从社会的视角而言，也要考虑构建制度化的社会韧性机制，特别是在从旧技术体系向新科技生态变革的过程中，如何度过技术变革的的“乱纪元”，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的系统性工程。

站在新技术变革的节点，回望过往的工业革命进程，或许对我们今天化解AI的冲击风波，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。

卢徳运动与张謇精神

两个世纪前，蒸汽机的轰鸣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，机器取代人类体力劳动，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节奏。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有如此的便捷生活，恐怕每个现代人都要感谢工业革命的成就，正是有了蒸汽机与电力的出现，才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掌控了自然的力量，不仅摆脱了沉重的体力劳动，也有了更多的休闲和娱乐方式。

但在工业革命之初，蒸汽机的出现并非完全被视为进步的象征。虽然它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，但也带来了社会转型的痛苦。一些手工业者，被迫进入流水化生产线，不仅丧失了劳动的自主性，在收入分配上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。在1811年爆发的卢德运动中，工人们愤怒地砸毁机器，用最原始的方式反抗技术带来的冲击。

除了工人的直接冲击之外，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，也都曾在当时开始被提及。1821年，经济学家David Ricardo开始重点关注，机器使用对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影响。1839年，苏格兰哲学家Thomas Carlyle，则对所谓的"机械恶魔"予以了抨击，他认为，"机械恶魔"的破坏性能力将会扰乱整个工人团体。

当工业革命的浪潮传入东方，在江苏南通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场景，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，通过开办工厂，践行实业救国的抱负；大力发展各级教育，以培养和提升本地居民素质；同时在经商的过程中，践行以仁心立业的理念，强调企业的发展在于造福社会。其在大力推进工业生产的同时，也实现了工人、企业与社区的共同发展。

张謇的行为与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多企业相比，可能会被视为异类。比如为了解决工人的居住问题，他曾亲自出资购置土地，为工人建设联排住宅；为缓解工人的工作压力，排解情绪，还在工业区修建公园帮助工人休闲娱乐；此外，为保障工人身体健康，他还创办医务室为工人防病治病。他最早设立的工人福利制度、工伤救助与教育培训体系，让劳动者在接受新技术的同时，也能共享技术发展的成果。

同样是面对新技术的冲击，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，可以激发出“卢徳们”的愤怒；而在江苏南通，张謇却能把工人、企业与社区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到地方的整体福祉之中。对张謇而言，引入机器的目的不仅在于提升效率，更要改善当地人的生活、促进所在区域的发展。正是这种兼顾企业效率与与社会福祉的发展模式，也使他所在的南通在短短数十年间，从传统农业县变成一座远近闻名的近代工商业城市。

技术革命的变与不变

和过往的历次技术革命相比，今天的智能革命所需要面对的，显然不只是劳动时长、报酬高低、环境优劣等劳动福利和保护问题，而是正在触及更为根本性的问题：当AI开始取代思考，如何确保人的主体性和意义感。特别是在AI扩展的速度和广度远超以往的情况下，我们能否在真实危险到来前，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。

工业革命早期，虽然传统手工业者和家庭作坊，受机器冲击会出现失业或被迫转行现象，但在他们失业的同时工厂也在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，吸纳了规模空前的产业工人大军，并且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。以英国为例，1801年，英国城市人口比重为33.8%，到1851年已达50.2%。尽管在这一过程中，因为工作时间长、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对抗行动，但由于技术的扩散受物理和空间的制约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，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去适应和调整。

像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，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来规范工厂的生产：如1833年《工厂法》禁止雇佣9岁以下童工，少年工每日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2小时。此后又陆续出台工伤赔偿法、工会合法化等法律，逐步改善工人待遇和劳动条件。所以，工业革命早期的冲击虽然深刻，但却留给社会足够的时间去理解、适应与修正，社会整体可以通过协商、立法、教育等社会机制，在阵痛中逐步找到新的平衡点。

AI的技术扩散速度和影响范围，显然要比过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更迅速和广泛。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普及，在英国持续了近百年时间；电力出现之后，新技术的扩散虽然有所加快，但也常需要几十年的周期；到了信息革命时期，技术的扩散开始以年和月为单位极速普及；而到了AI时代，开始以天为节奏在更新，以至于AI领域有一个形象的说法，“大模型一天，人间一年”。

从标志性产品来看，像电话发明后，过了50多年，美国才有一半的家庭拥有电话；广播用了38年才吸引到5000万听众。但到了互联网时代， Meta吸引1亿用户用了54个月；移动互联网时代的TikTok用了9个月，人工智能时代的ChatGPT只用了2个月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，正促进社会发生重大转变，与工业革命相比，“发生的速度快10倍，规模大300倍，影响几乎大3000倍”。

从广受关注的就业影响来看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《2025 年未来就业报告》的预测，到 2030 年，AI会替代 9200 万个岗位，同时创造 1.7 亿个新岗位，总体净增 7800 万个就业机会。而由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与波兰国家研究机构的最新联合研究表明，全球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可能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，但最可能的结果是岗位转型而非直接被取代。

对于AI影响就业的时间节点，DeepSeek资深研究员陈德里在参加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研讨时表示，在3-5年的短周期内，可能是人类和AI协作的蜜月期，这时候的AI还无法独立完成很多工作，需要人类的协助才能去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。但从5-10年的中期视角看，AI取代人类工作机会的风险会上升；从10-20年的长周期看，AI可能会取代绝大多数人类的工作，社会秩序也会经历较大挑战。

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，显然此次的人工智能革命在速度、适应性与社会协调难度上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除目前广受关注的就业议题之外，还包括人的认知机制、教育体系、社会保障等诸多议题。因此，应对此次技术挑战，不仅要求提升个体的技术适应力，更迫切地需要构建新的社会韧性机制，从社会系统再平衡的高度进行整体思考，使社会在高速变革中保持结构与价值秩序的稳定。

张謇精神的三重启示

在后AI时代的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，AI企业需要比以往更为积极、主动的探索社会议题的解决，并及时反馈在产品责任与伦理规范的修订中。特别是在从旧技术向新科技迁移的“乱纪元“时期，旧的生产关系开始失效、新的秩序尚未形成，基于AI技术掌控者、使用者的自发、自觉意识变得尤为重要。

从目前的实践来看，各家企业都在从不同的切入点进行探索和尝试。像OpenAI创始人萨姆·奥特曼最早开启了无条件基本收入（UBI）实验，其初衷是通过发放基本收入，解决AI可能带来的就业危机，让人们在缓解生计压力之后，可以从事更有创意的工作。与萨姆·奥特曼颇具乌托邦精神的社会实验相比，谷歌更倾向于在理论层面的体系构建。根据《商业内幕》报道，谷歌近期正在物色一名“高级人工智能经济学家”，旨在探索后 AGI 时代的经济学、稀缺性变化，以及先进 AI 彻底重塑世界后权力和资源的分配。

这种对技术影响和社会议题的积极介入和探索，和百年前张謇所进行的工业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尤其是在这种具有代际效应的技术变革期，回望张謇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内核，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。

首先是发展为先的使命追求。张謇作为清末状元，之所以选择弃文从商，开办实业。恰恰是他在外出考察的过程中，看到了工业化普及所带来的差距。在那个民族工业还一片荒芜的年代，他先后创办了纺织、面粉、造纸等二十余家企业，以产业发展带动了社会的进步。

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，发展仍是第一要务，也是科技企业应当承担的时代使命。AI的突破不仅关乎技术本身，更关系产业升级、社会活力与国家长期竞争力。对科技企业而言，更强大的模型、更普惠的基础设施、更开放的生态体系，不仅是自身竞争的需要，也是为社会经济注入新增长动能的必然要求。

其次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。只有对比工业革命早期的生产条件，才能体现张謇所开创的员工福利超前性，像建员工宿舍、建休闲公园、提供医疗卫生检查，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是徒增成本的不必要措施。但张謇反对将工人视作抽象、封闭和隔绝的个体，而是将其视为社会关系的存在，强调以己心体恤他人心。

这种基于爱人、亲仁而延伸出的对人的尊重，在当下的AI时代，特别是旧体系向新生态过度的过程中，依然具有重要的方向指引意义。AI 的发展不能偏离人的主体性、人的尊严，技术再先进，也必须服从人的价值与利益。以人为本，不仅意味着保护个人权利与安全，更意味着在技术设计和应用之初，就应加入对“人本”价值观的考量。

第三是社会共生的发展逻辑。张謇对南通的带动，可以视为工业时代企业—社会共生发展理念的最早实践之一。在那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年代，他以大生纱厂为起点，逐步带动交通、教育、医疗、商贸、城市规划等全方位建设，几乎达到了一企带一城的效益天花板。AI时代的社会共生，则呈现出更为广域、系统和结构性的特征，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、一业一企，而是跨越产业、文化、治理乃至全球智能社会秩序的系统性生态，其目标是推动形成一个更加丰裕、可持续的智能社会。

在AI快速变革的今天，回望张謇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，不仅是要从中汲取企业家应有的责任感担当，更是为了在新一波剧烈的技术浪潮中，从其精神内核中寻求一种能够协调技术进步与社会福祉的智慧。其在经营企业过程中，所展现新产业创新、人本精神、共生理念，对解决今天的AI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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